“我爸爸为建设新杭州呕心沥血了一辈子，又把我们儿女辈个个培养成才。”杭州市上城区第一任区长田奎荣的女儿田南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田奎荣（1921-1963），山东曲阜人，小时候读过私塾，积极追求革命进步思想，是个知识分子。1938年为抗击日寇侵略，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在莒南根据地结识了他的亲密战友和爱人史培卿。日寇投降后，任中共滕县县委委员、县武装部长。1949年5月，参加解放杭州战役，后担任第一任上城区区长、杭州市建设局局长等职，为新杭州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42岁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不畏艰难

“‘打仗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说这句话，我没有见过他打仗，但是看他为了新杭州的建设事业忘我工作，完全把个人置之度外，我相信他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也一定愿意随时奉献自己的一切。”说起父亲，田南平充满崇敬。

常年南征北战，加上不间断的党的理论的学习，田奎荣深刻领会了党中央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担任杭州市上城区区长后，他立即着手调研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有关问题。当时，杭州刚刚解放，敌人残余势力的渗透、破坏非常猖獗，妄图把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十分简陋的办公条件下，田奎荣召集同志们研究工作。他向上级专门撰写报告，提出杭州此前被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情况不同于北方解放区，必须加强基层民主自治，给予群众更多权利，才能让他们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拥护我们党和人民政权。田奎荣的建议立即得到上级批准，于是在1949年10月，由他亲自领导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居委会”——上城区上羊市街居委会。如今，居委会制度已被写进我国《宪法》，这里面也有田奎荣的一份功劳。

在田奎荣担任杭州市建设局局长时，田南平已经长大了些，记忆更加清晰。“当时谁都可以来我们家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半夜醒来上厕所，我都看见爸爸和专家学者们在外屋讨论工作，各类建设图纸铺了一地，从来没有一次我醒来时看见父亲躺床上。”说到情深处，田南平哽咽起来，“也许就是因为劳累过度，爸爸半夜经常呕吐，后来发现是肝硬化，42岁就去世了，在他病重期间一直都在关心指导新杭州的建设。”

父亲已经去世了半个多世纪，但在田南平看来，田奎荣的形象依然高大伟岸。“他是个不畏艰难的人，那时候条件很差，制度上、物质上、知识上、人才上都存在很多困难，可爸爸永远那么乐观。”

不搞特殊

“爸爸在世时从不允许我们搞特殊，这一点我们早就习惯了。”67岁的田南平至今仍旧住在杭州市上城区岳王新村老小区里，家具陈设朴素，但打扫得几净窗明。

“我有一次因为吃了一个鸡蛋，被爸爸严厉训斥了一顿。”田南平向记者讲述了这件往事。六十年代初，田奎荣生病住进了干部病房。田南平常常去病房看望爸爸，厨房炊事员见她长得骨瘦如柴，就额外给她煮了一个鸡蛋吃，田奎荣得知后十分生气。“爸爸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老百姓都吃不好，我的女儿却要额外吃鸡蛋，这就是在老百姓面前摆特权，让他很丢脸。”

“我们有五个兄弟姐妹，家庭负担特别重，爸爸去世后，妈妈一个人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回忆父亲之后，田南平又缓缓地回忆起母亲。父亲在世时，有一次一家人拍张合影作纪念，史培卿翻箱倒柜想给五个孩子找件像样点的衣服，结果没有一件不打补丁的。

田南平对记者说，母亲自觉拥护党中央政策，鼓励她和弟弟妹妹都去当知青。“那是1969年，我刚高中毕业就去了黑龙江兵团，我是1970年在黑龙江入的党。后来国家又出台了新政策，一家如果有三个孩子当知青可以回来一个，我们家正好我和弟弟妹妹三人在黑龙江，妈妈就让我回杭州。那时候她正在杭州知青办当副主任，手握实权，但她一直不同意把弟弟妹妹弄回来。”

回杭州后，田南平和母亲住在一起。她说，当时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退东西。因为国家关于知青返乡的政策开始松动了，无数人来家求情，放下东西就走。“妈妈每天都要喊几句，南平，你把这个退给谁谁谁。”

家风传承

“我们家没有不入党的人。”田南平对记者说，从她们五姐弟小时候起，田奎荣就要求他们树立入党的志向。半个多世纪后，这个大家庭开枝散叶，子孙兴旺，不少人都在公职部门任职，有人还当了领导干部，但个个都守党纪讲家规，有信仰有底线。

大弟田斌在省海关工作，熟悉海关工作的人都知道，身在执法一线，随时都面临着诱惑。但田斌坚持平凡低调的生活，不搞任何特权。老五田宇源在文化部门工作，原系省文化厅副厅长，现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和父亲一样身材高大，写得一笔好字，尊重知识分子。田宇源家中还有一件父亲的遗物，是田奎荣从抗日战场上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每每看到这件遗物，田宇源就觉得父亲的光辉业绩、高尚精神仍在田家后代的血脉中流淌。

“我爸爸年轻时非常英俊。”说完，田南平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她在山东省滕州市烈士陵园里与父亲照片的合影。照片中的田奎荣目光炯炯，望向远方。（上城区纪委宣教室副主任田晶，湖滨街道党政办副主任王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