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于上海创办《生活周刊》，以对青年进行“事业修养”教育为主要内容，成为抗日战争前有影响的时事和青年修养刊物（该刊物原属黄炎培先生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旗下,后于1933年1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基础上成立生活书店，与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的读书出版社和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的新知书店，共同成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三家著名出版发行机构，这也是后来合并成立的著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

董文椿，我的爷爷，是浙江温州龙湾的一个普通农民，很早就外出务工。他起先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做工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是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一家群众团体。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后，我爷爷因为“忠实负责的工作热诚”，进入生活书店当社工，被总经理徐伯昕先生评价为“发行老手，工作既快，又少错误”。抗日战争初期，生活书店总店从上海先后迁到武汉、重庆，我爷爷始终跟随。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在这期间，我爷爷一直舍身忘我保护书店财产，还经常利用空闲时间，修理损坏的房屋和家具，“埋头苦干着，没有一刻休息过”。“他做事切实，丝毫不苟”，“公而忘私的精神，真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自发的工作热诚，以书店利益为第一的一贯精神”，感动了书店的领导和同仁们。1940年12月6日，书店总处和渝店联合举行了一个“劳动英雄颁奖典礼”大会，授予我爷爷董文椿“劳动英雄”称号，邹韬奋先生以及黄炎培、沈钧儒、阎宝航，茅盾、李公朴、胡绳、徐伯昕先生等数十人都在奖状上签名，黄炎培先生亲自为我爷爷颁发奖状。邹韬奋先生还专门撰文《对于奖励劳动英雄的正确的认识》，鼓励勤奋者继续奋勉，也希望更能唤起大家“对于事业的忠诚，对于工作的努力，对于公而忘私与艰苦奋斗的实践”。

我爷爷在我10岁那年就去世了，由于我自幼就随父母离开老家，对爷爷的印象基本就停留在祖屋堂前的照片和那张“劳动英雄”奖状。但从小父亲、母亲就经常和我们兄弟讲起爷爷的故事，教育我们做事要老实踏实，不能浮夸浮躁；不管事情大小，都要认真去做；不要事事等着别人布置，要眼里有活；现在国家虽然富强，但节约观念不能淡忘。爷爷在生活书店工作期间的这段经历，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就是邹韬奋、黄炎培、沈钧儒、李公仆、茅盾、胡绳、阎宝航、徐伯昕等诸位先贤给予高度评价的“生活精神”。

经过我的祖辈、父辈两代人的手口相传，“生活精神”已成为我们家族为之传承并持续发扬的家风和家训，我把“生活精神”归纳为：“公而忘私、责任为先、忠实热诚、埋头苦干”。

“公而忘私”是把公家利益放在首位，处处为工作着想，为事业发展身体力行、拼尽全力、勤俭节约、始终如一的精气神。在那段艰苦岁月，因为长年遭受轰炸，书店的房屋多次坍塌、门窗变形、家具损坏。为了书店能正常开业，爷爷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修修补补，没有一刻空闲。在难以雇到人力的时候，爷爷挺身而出，不管路途远近、泥泞、高坡，亲自出力搬运刊物、纸张、书籍、米油等公共物品，为公家节省每一笔开销。他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尽心办妥，把公家的物品当作自己家的物品一样爱护节省，“每一根麻线，每一个信壳都要节约”，充分用好每一张纸、每一分钱，竭尽所能保障抗战时期书店的正常运营。

“责任为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尽全力完成好肩负的工作职责、使命。据有关史料记载，在《生活周刊》发刊期间，爷爷承担着刊物寄发的职责，看似很小的一件事，却包含着保障15.5万份期刊如期发出的重任，从刊物封装、粘贴、检查、押车、搬运、雇人力、办理立券寄发等一系列的工序，每次都做到既快又少失误。《生活周刊》的发行保障以及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能够源源不断出版如销售量突破30万份的《全民抗战》等刊物，就是在爷爷和全体社工团队共同努力下得以实现的。

“忠实热诚”是对职业忠实，坚定不移、满腔热诚地为从事的工作、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奉献自己所有的一切。爷爷对待自己的工作，总是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凡是工作中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他都自发地、主动地去解决。他认为书店的财产是同事辛苦经营起来的，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因为连续轰炸治安混乱，爷爷主动承担警卫工作，夜间把床铺在书店最前沿的“咽喉”位置，日夜守护着他眼里的“文化工作基础”。半夜发现小偷上门的时候，他不顾自身安危，勇敢地冲上去与之搏斗，直到小偷落荒而逃。

“埋头苦干”是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计较得失、不抱怨辛劳，懂得感恩、敢于担当。在爷爷的同事眼中，他的奉献体现在日常工作的细微处，体现在他做事默默无闻、不求回报的精神中。休息日不用值班的时候，他也经常在工作，或帮同事值班、或主动帮助处理内务，从不计算工时，也不拿公家一分报酬；遇到同事搬运行李或重物，他总是第一个上去帮忙，像对待自己的物品一样；在雇不到维修工匠的时候，他总是自己出钱购买材料，亲自找来工具承担维修任务，既帮助书店省钱又及时恢复书店正常营业。

我爷爷识字不多，却能在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中间受到尊重，完全是凭着这种精神折服大家的。就如同授奖大会上茅盾先生所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之得以成功，实有赖于像董先生这样的全体人民共同埋头苦干与公而忘私的工作精神”。我们今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正是要靠这种埋头苦干、公而忘私的精神。

我至今工作已经三十年了，爷爷留下的“生活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深入到待人处事的意念和行动中。我将爷爷的“生活精神”作为家规、家训，鞭策自己，教育子女，代代相传，激励后辈始终做一名忠于组织、热爱事业、担当尽责、大公无私、求真务实、乐于奉献且对社会、对事业有用的人。（董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