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现在每月增加了2149元收入，压力减轻了不少，日子更有盼头了，太感谢你们了!”前不久，当我再一次来到刘大姐家门口，她的公公叶大伯一路快步走来，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

事情要从2个月前的一次走访说起。这天，根据街道纪工委工作安排，由我带队走访云栖村低收入农户，实地了解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

刘大姐一家是村里的低收入农户，夫妻双方都有语言残疾，无法正常表达。当我们走访到她家时，夫妻二人一直不断地用手比划着，发出“啊啊”的声音。从他们的表情、语气和手势来看，我觉得他们有话要说。

因为我们不懂手语，无法交流，因此，刘大姐的丈夫叶大哥找来了他的父亲，希望通过父亲向我反映生活中的困难。

一见到我们，叶大伯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开始诉起苦来：“我儿子不能讲话，肢体也有残疾，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打工赚钱。但是因为没达到残疾等级，不能享受残疾人单独施保，一家三口只能靠媳妇一人的残疾人单独施保生活。”

“叶大伯，您儿媳每个月的残疾人单独施保补助有多少钱？有没有都按时发放到位？医疗保险买了吗？”我进一步问道。

“补助金倒是每个月按时给的，大概一千多块钱，看病配药也能报销，但是现在物价这么高，一千块钱哪里够用啊，很多时候还要靠我这个老头子拿钱出来补贴他们，哎……”叶大伯告诉我们，去年开始，孙女读大学了，学费和生活费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原本就经济拮据的一家人负担更重了。

“叶大伯，您先别着急，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带回去进一步了解，只要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我们一定会尽力争取的。”我边安慰着大伯，边翻开笔记本，把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回到街道后，我立即将刘大姐一家的情况反映给了云栖村分管民政的同事，请她对照我区现有的政策，看看除了刘大姐本人的残疾人单独施保外，是否还有他们一家可以享受的其他帮扶政策。

“可以试试给他们家申请家庭低保，如果审核通过的话领取的补助金会比她一个人享受残疾人单独施保高出不少，不过需要先核实情况。”同事的回答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每每想到刘大姐一家着急的样子和叶大伯无奈的叹气，我就百感交集，希望他们的困难能尽快得到解决。

9月22日，我收到了同事的反馈，“你上次跟我们说的刘大姐一家的低保补助有结果了。他们一家现在的实际收入是116元/月，低于人均1102元/月的标准，符合申请低保家庭的标准，今天上午，村、街道、区级部门已经联合审核通过了。”她告诉我，从10月起，刘大姐的残疾人单独施保将取消，将以家庭为单位享受低保家庭待遇，一来二去，这户家庭月收入可以从1041元提高到3190元，每月足足增加了2149元。

放下电话，我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立刻赶去刘大姐家，希望能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于是，也就有了开头的这一幕。

几天之后，村里的同事还告诉我，他们为刘大姐的女儿申报了教育援助项目，材料已经提交了，审核通过后可以补贴5000元的教育援助金。直到此刻，我心中的大石才算真正落了地。

这次事件也提醒了我，作为基层一线纪检监察干部，必须要时常走出办公室，走入百姓家，只有经常走下去，才能增加与百姓之间的感情；只有多交流沟通，才能及时掌握群众的困难和想法；只有把群众的困难放在心上，才能实实在在地为群众排忧解困，赢得群众信任，不负群众期待。（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专职监察员 朱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