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

　　最近，杭州市纪委监察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党员干部谈话提醒教育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廉政教育工作正式开始了实践和探索。尽管“抓早抓小”，实行谈话提醒教育是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提出的要求，但是具体怎么搞，还需要创新实践来回答。应该说，杭州率先在全国开始了这方面的创新实践，而且同步实现了制度化和程序化，这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这项廉政教育创新能发端于杭州，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最近一些年来，杭州市始终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创新，而且创新具有系统性、多样性和持续性，并非偶尔为之。二是，杭州市十分重视廉政教育方面的创新。近年来，杭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岗位廉政教育工作，给我留下的了深刻印象，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正像作为硬性措施的反腐败制度需要不断创新一样，作为软性措施的反腐败教育工作，同样需要不断创新。而且，教育创新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不断地“硬性化”和深度化，即软性措施上要见硬功夫，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工作更应该如此。

　　考察杭州市创新的“谈话提醒”教育，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软性措施中见硬功夫。“谈话提醒”教育的针对性很强。谈话提醒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带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干部，这就决定了，对象、问题都很明确和具体，更容易起到“触发”效果。二是，实体性规定具体、精细，具有可操作性。这方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把谈话对象细化为“三大类十种具体情形”；（2）对主谈人和谈话场所等规定得也很具体。三是，程序性规定十分细致和全面。程序性规定包括：谈话建议的提出，谈话前的准备工作，谈话提醒工作的实施，谈话后的归档和跟踪等。

　　最后，提一个补充建议，就是如何更好地发挥“谈话提醒”教育制度效果的问题。谈话提醒教育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事由、对象都很明确，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关键要看谈话之后，在谈话对象身上有没有产出预期的效果。具体地说，就是：谈话对象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类似的问题有没有再次发生等。为了科学评价这方面的效果，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要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例如，半年或一年内，谈话对象有没有再次因同类问题，继续成为谈话对象。还可以基于该指标，对谈话对象进行分级管理。老问题重复发生或同类问题重复发生的频率越高，风险级别就越高。对于风险级别很高者，可以考虑转为重点监督甚至是查办对象。当然，也可以把这方面的评价结果作为考核“主谈人”实施谈话提醒教育工作绩效的一个参考指标，以督促他们不断提高谈话提醒工作的水平。（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