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的观念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它很大程度上是“修齐治平”思想的社会基础，是“家国同治”传统的自然延伸。对于我们的公职人员来说， 光宗耀祖其实本非“原罪”，官员内心存有这种想法无可厚非。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光耀”。反观落马的谷俊山、朱明国等人，均似“土豪宅主”发烧友，说明 “错误光耀观”仍大有市场。

　　正如主流媒体在解读“习近平式新常态”时所说：“不拘常例，不违常情”。我们不反对光宗耀祖，但要警惕寄生其间的隐性腐败。人类的欲望始终是反 腐败的“假想敌”。这场输不起的战斗中，权钱交易等显性腐败易被侧目，隐性贪欲似被忽视。如“人情社会”看重敬老尊亲、光耀门庭等，做事有基于制度的“理 性罗盘”，更有源自世故的“文化算盘”。一旦以亲缘、血脉为黏合剂的利益网络结成，“情、理、法”复杂换算，对公众之恶甚至可能对家族和“圈子”是美德。

　　传统社会呈现“弱边界”特征，人情关系是最常见的搅混剂。现代中国在加速“边界化”，大家都需磨合适应权力、利益的“毛边棱角”，公职人员的行 为伦理正是参照物。如官员“有权就任性”，在私生活呈现“扩张感”，会造成社会的情绪性紧张，引发信任链条紧绷。因此，某些富甲一方的商人赚了钱回乡后， 按照他们对光宗耀祖的传统理解做的一些事，我们虽不鼓励但也无从非议，但官员绝对不能做同样的事。

　　大体上，转型社会有三大关键性主体：一是政界，二是商界，三是学界(具有民意代言的社会指向)。如政界和商界走得太近，甚至连生活方式都别无二 致，那么，就可能出现民间话语的“特权焦虑症”，以极化心态放大对官员的“合理怀疑”，不放过每个可能的“踩官”题材。而与光宗耀祖相关的传统选项，如置 产、修坟等，又确常提供“全民踩点”。

　　可能有人会说，这种“错误光耀观”源于孔孟。但同系儒家根脉的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怎么就例外了呢？问题可能在于，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 中，深谙“舍个人私隐，得社会公信”的舍得之道，在法纪约束上做加法、在自我欲求上做减法，一面剥离附加在公权上的超国民利益，一面展现对公仆言行标准更 高的诚意，达成官民互信特别是对“足薪养廉”的默契感。如新加坡养廉的中央公积金，由自费和国家补贴组成，若贪腐被充公，令“耻感”显性化。

　　在华人社会，默契即“沉默契约”，有时比合同来得实在。故此，这些地方奉公守法、体面稳定的公职生涯，本身就光耀。著名作家二月河亦指出，历史上出大官是家族荣耀，但贪赃枉法则家族成员都抬不起头；因此，当官不一定要发财，家族荣誉、社会尊重也是官员“收入”。

　　曾有留学生初到中国，不解地问：“人情味到底是什么味？”其实，借着光宗耀祖等人情味很浓的话题，让私生活多点“法治感、现代性”，值得且行且深思。(高波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