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间，中国式反腐高举高打、高开高走已成新常态。2015年，“纪律部队”将踩着不变的节奏，将正风肃贪“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推向纵深。如何在“打虎上山”之时，更给力地“除蝇祸、扫蚁贪”，亦成一大新看点。

　　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之中，虎、蝇之别貌似在于：前者数量不大危害大，后者危害不大数量大。但从巡视和案件看，一些“巨贪小官”为害之烈令人发指，甚至出现“虎蝇”之谓。如国家能源局处级干部魏鹏远家藏现金2亿余元，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有现金1.2亿元，北京某村会计挪用资金竟达1.19亿元。

　　十八大后，十余万以上“老虎、苍蝇”被打，也令“虎蝇”之患直逼眼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坦言：“有的群众说‘老虎’离得太远，但‘苍蝇’每天扑面。”人们在热切围观时发现：打掉见首不见尾的“老虎”重拾了信心，但却难言收获了幸福。因为，恰恰是某些手握各种国计民生“高含金量”实权的“苍蝇”，不但在肆意透支执政党的政治信用，也事实上对冲了高压打虎的政策绩效，影响了人们对共享改革红利的同在感。

　　反腐败，抓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至关重要，管住那些处在兵头将尾的“不特定多数”亦举足轻重。那些处在执政体系“神经末梢”的基层党组织，那些位于责任链条“最后一公里”沿线的党员公仆，既可能是优良党风政风的放大器，也可能是党群干群关系交恶的病原体;既可能是施政压力的缓冲带，也可能是利益冲突激化的始作俑者。

　　更重要的是，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是永恒的矛盾统一体。中央治理主体要为原则政治代言，而一线操作人员不得不为利益政治纠结。其中消极不作为的，往往成为消解原则政治的懒政者;一些积极乱作为的，则充当了利益政治“绑架”原则政治的贪政者。问题在于，这些负资产都加总到了中央治理主体名下。

　　传统监督格局下，中央和上级治理主体要管住执政团队的“不特定多数”确属不易，不但面临点多、面广、人众、事繁等现实性困难，也存在信息不对称、责任不传导等机制性障碍。如有的省委书记一任五年，能把治下的县处级干部“认全”都难，更别说那些村官了。但在“习氏新风新政新常态”落地之时，人们看到：由于治理技术的演变，使得原则政治和利益政治、中央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对接，有了更高效的新平台新手段。

　　特别是网络监督的勃兴，使“一键链接中纪委”常态化。为提升反腐应有的幸福感、同在感，除保持打虎高压不变，也应加快实现高效拍蝇。其路径包括：巡视重心适度“下移”，做强“虎蝇”发现机制;监管责任“上挂”，严格追究“蝇祸”背后的领导责任;重点查办一批群众身边的“蚁贪”典型案件，实时在线点名道姓曝光批评，放大除恶务尽的示范效应和震慑效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