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网站“商务廉政之窗”栏目日前发布公告，该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因违规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纪，驻商务部纪检组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巧的是，国家发改委前后脚发布的信息称，国务院部署的清理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国各地66家高尔夫球场被取缔。

　　小小一颗高尔夫球，为什么成了领导干部谈之色变的“政界违禁品”？其实掰扯这事不难，我们算两笔简单账。

　　首先说球场。据业内人士披露，高尔夫球场面临两大困境。一是费地。国际上标准18洞高尔夫球场一般占地1000亩左右，我国很多球场为迎合客户“贪大求全”，占地规模都在1200亩以上，相当于八九百个足球场，加剧了土地消耗。二是费水。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在降雨充足地区每天需灌溉淡水约1200吨，干旱缺水地区则达约4000吨。按北京70多家高尔夫球场测算，一年耗水量基本和原东城、崇文两区一年居民用水量相当。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投资和用水量用到农业，可建起46个同样面积、旱涝保收的农场。对人均淡水资源匮乏的中国来说，高尔夫球场的高消耗大大加剧了环境负担。

　　再说打球者。商业人士固然可持有价格不菲的高尔夫会员证，但若政界人士乐此不疲，轻则玩物丧志，重则身陷“险地”。从公开信息可见，官员“高尔夫病”有两类：一是公款打球。如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某和中粮集团等，都曾因公款打高尔夫被中央纪委官网点名批评。二是官商勾结。高档球会“非会员免进”，隐匿性、私密性强，是私相授受的好所在。如海南落马官员谭力，被中央纪委调查前还在外省，由私营企业老板陪打高尔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因索贿受贿300余万元被判刑14年，仅高尔夫会员卡一项就价值百万。在“广东首例高尔夫球籍行贿案”中，时任东莞安监局长陈建国收受某企业主花费40.8万元办理的高尔夫球会会籍，被判刑10年6个月。

　　因此，不论是总体调控球场建设，还是官员“禁高令”，自有其背景和指向，并非要“妖魔化”什么运动什么人。如广东省2014年底出台的《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明确了禁用公款、不准接受企业安排等“九不准”，其要义在“违规打”三个字。

　　其实，正风反腐要“死磕”的不是高尔夫，而是裹挟在球场内外的利益输送、利益冲突等歪风乱象。让官员和高尔夫保持适度距离感，就是要斩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链条和网络。这是国际惯例，美国政府几年前就曾指控奔驰公司通过高尔夫俱乐部礼物等行贿政府官员以获得合同。尽管高尔夫本身无“原罪”，平民化趋向也在加深，但官员“谈高色变”怨不得别人，关键是一些人自己不争气，让这项与蓝天白云、阳光绿茵相关的户外运动成了“暗黑游戏”。

　　更进一步说，正风反腐“死磕”高尔夫，是在和腐败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较劲，和官员滥权任性的“心瘾欲魔”打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