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高波
形成好的风气，需要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当然，党风政风是影响风气的主力量，但社风民风也会对党风政风有“反作用力”，并起到风向标作用。
风气就是官民同呼吸的“社会空气”
风气的形成与空气的运动如出一辙。社风民风和党风政风好比是两大气流，相互交汇时是带来和风丽日还是风云雷电，关键看各自的性质和强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天气变化了，增减衣服不及时，就可能着凉感冒。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风气有基础环境性。风气是社会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社会空气”。官员也是社会人，也要呼吸“社会空气”。北京的雾霾天尽管空气质量不佳，但谁也不能揪着头发离开地球，更不可能捂住鼻子不呼吸。同样，社会上既有清风正气，也有歪风邪气，谁都可能受到影响。
其次，风气有载体依附性。风气看似无形，但却充满有形载体。如公务活动奢侈浪费，官员的不良文风、“话风”会形成不良社会影响；反过来，奢侈品泛滥、文化产品“三俗”所传递出的不良信号，也会对公职人员产生负面作用。
其三，风气有演化扩散性。风气不是一成不变，既可能由乱到治，也可能由好变坏，而且形成扩散效应。假使诚信缺失、公德滑坡导致社会形成“逐低竞赛”，人人都向道德“最低标准”看齐，那么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就会下降；风气不正的负能量就会流向各个角落，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进而影响党风政风行风。
风气不正有诸多文化诱因
现在社会上存在奢靡浪费、相互攀比、请托送礼等不良风气，其产生既有经济社会原因，也有深层次文化诱因。
一是面子文化。“讲面子”、“给面子”，日常用语有不少与“面子”有关；很多行为和风气也与“面子文化”有关，如初次打交道得送“见面礼”等。关键是“面子”背后是“里子”，比如社会礼俗文化、节日文化庸俗化，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功利化，由“礼尚往来”演变为“礼贿难分”。
二是圈子文化。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及其潜规则盛行。首先是圈子固化，形成各种“门槛”，相互攀比甚至相互炫耀。同时，不同圈子交往，如政务圈与娱乐圈、政务圈与商务圈不加限制地发生联系，奢靡风气就很有可能交叉感染。
三是盘子文化。有官员说“公款吃了喝了，装进肚里没进兜里，就不是腐败”。民间也认为“民以食为天”，“日子过得好不好，要看饭桌上盘子多不多”，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舌尖上的腐败”、“舌尖上的浪费”成为社会风气的顽疾。
四是位子文化。古人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现在说“位子决定脑子，上位影响下位”。不论是内化的价值判断，还是外在的衣食住行，精英人物、公职人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往往会被放大，成为决定风气走向的关键力量。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旦“面子文化”变性，“圈子文化”变质，“盘子文化”变味，“位子文化”变形，就会反映到社风民风上来，并导致很多成文制度、明规则失效，严重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不能因风气不正，“倒在复兴的门槛上”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经济快车道上前行，但不能“硬件很硬，软件很软”，更不能因风气不正，“倒在复兴的门槛上”。因为人吃得过多可能患糖尿病等“富贵病”，经济大发展时期也可能出现“社会富贵病”。比如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在“美国梦”实现前的“镀金时代”，美国“超英赶法”成为第一经济强国之时，就曾患上贫富严重分化、富豪穷奢极欲、社会道德沦丧的“工业文明综合征”。
当时，先富快富、巧取豪夺的“强盗大亨”无不热衷于“炫耀性消费”。尽管10%的美国家庭年均收入只有100多美元，但富豪们从国外购买珠宝、名酒等奢侈品的年支出就超过5500万美元。媒体热炒的都是百万富翁为庆祝女儿降生，请来管弦乐队助兴，并送她价值60万美元的钻石项链。
大吃大喝是身份象征。比如摩根家一次晚宴的菜单是：牡蛎，汤，开胃食品，软蛤，羊肋排，水龟，帆背潜鸭，甜点，奶酪和水果，都是山珍海味；酒水方面，以雪利酒打头，然后依次是莱茵葡萄酒、拉图堡葡萄酒、香槟酒和伍爵园葡萄酒，最后以科纳克白兰地和咖啡收尾，可谓奢华之至。
豪宅“炫富”更是司空见惯。如摩根的庄园里有1000多雇员为他服务，专门修了70英里的私人公路供他驾车兜风；范德比尔特的庄园雇用专门的林业团队经营植被，引得农业部长保罗·莫顿都嫉妒地说，“他雇用的人比我手下的职员还多，他花的钱超过了国会给农业部的全年拨款”！
由于民众“笑贫不笑娼”、官员“笑廉不笑贪”，都对强盗大亨的奢靡生活方式无限崇拜，美国在大发展中陷入腐败高发期。20世纪初，“最伟大的黑幕揭发者”斯蒂芬斯甚至反思说：“美国人民糟糕的行政管理，是美国人民自己造成的”，“贪赃枉法的风气就是美国的风气……人民不是无罪的。”后来，美国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社会调节，以官民共济的“进步时代”修正“镀金时代”，通过累进制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手段，倒逼强盗大亨自我节制、乐善好施。几经沉浮，终于使社会逐步走向公序良俗。
移风易俗要抓重点、重点抓
形成风气不会一朝一夕，改变风气也不在一时一事。当前，应抓住移风易俗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是抓主体。重点是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的公德私德提升。梁启超先生把私德定义为“人人独善其身”，公德是“人人相善其群”。比如，空气不好戴口罩，是独善其身；减少排放少开车，就是相善其群。现在一些公众人物“行为不检点”，知名大V嫖娼、传谣，独善其身都难，何谈相善其群？此外，对公职人员礼尚往来要“既疏又堵”，切实可行。比如芬兰公务员队伍里流行的AB制，工作中的A角和生活中的B角互不混淆界限，请客送礼主要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不影响公务，实现法理与人情的平衡。
二是抓载体。重点是改进干部形象和公务行为，以“钉钉子”的精神治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浪费、公款送礼等问题，让节俭廉洁成为风尚。比如，八项规定实施后，很多高档餐饮场所“转型”，走大众亲民路线，倡导理性消费，效果明显。再比如，全社会提倡“光盘行动”，也是很好的行为教育载体，对净化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都有积极意义。
三是抓媒体。重点是促进媒体信息传播“再平衡”，如电视晚会“治奢”、减少“烧钱”行为等。现在，一些先富快富者的“炫富”行为在网上流播，比如有的搞“富豪俱乐部相亲”，有的一掷千金嫁女，有的到国外奢侈品店“扫货”，为不良风气推波助澜。要及时加以引导，加大网络廉洁文化产品供给，对冲网上“负能量”。中央纪委监察部开通官网的做法就很值得推广，应将其打造成廉洁文化景观“永不落幕”的“世博园”和党风民风正能量“永不间断”的中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