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时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如何理解这几个重大关系？《决定》部署是如何把握这几个重大关系的？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朱安东。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
记者：《决定》明确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决定》各项重要部署如何体现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坚持系统观念，体现了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运用系统思维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刻体现在《决定》各项改革部署中。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部分，《决定》强调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此前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可以看到，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既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要增强一致性，同时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范畴，进一步强化政策之间的统筹，确保各类政策形成合力，以最大程度提升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
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部分，《决定》强调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教育、科技、人才问题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并且单独列章阐述，明确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此进一步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化进程和强国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对创新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洞察，为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部分，《决定》强调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等等。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实践中，必须处理好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强化系统观念，在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努力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赢。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统筹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决策
记者：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围绕推动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决定》作出了哪些部署？
朱安东：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经济和社会相互牵动、互为条件。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没有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也将难以得到加强。同时，必须看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会自动惠及每一个群体，有的国家甚至还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动荡不安，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能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发展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幸福安康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决定》突出促进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安排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等7个部分，就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深度融合、协调配合，就能形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大大提升改革的整体效能。
记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应如何把握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朱安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通过不断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各类经营主体才能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垄断等一系列固有缺陷。促进经济发展，培育形成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制定和落实发展规划、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等。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这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用好辩证法、两点论，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作用的最佳结合点，既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市场潜力，又围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积极应对外部冲击，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增长。要把“两只手”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记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如何在发展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
朱安东：效率与公平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和突出的关系。效率关注“做蛋糕”，即如何通过集聚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来做大“蛋糕”，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关注“分蛋糕”，即如何从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等维度来分好“蛋糕”。效率和公平是辩证统一的。效率是实现公平的重要基础，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等，公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平是提升效率的有力支撑，注重公平可以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形成有利于效率持续增长的社会条件，夯实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一个国家怎样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决定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做到统筹兼顾、有机结合，在发展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统筹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决策。《决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强调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通过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不断提升效率。比如，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为了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决定》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记者：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应如何理解活力和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
朱安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始终保持着统一关系，这实质上就是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关系。寓活力于秩序之中，建秩序于活力之上，科学有效协调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推动活力和秩序融合共生，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突出体制机制改革，坚决破除妨碍活力释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使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发展新优势不断塑造。《决定》对此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比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让更多优秀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创新活力，等等。要推进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既通过释放空间和有效保护更大力度激发蓬勃活力，让经济发展在有序循环中活力十足，又要制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科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管理规范，在活力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激发活力。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把握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决定》从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权益，又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把人民的意志高度集中起来，确保国家发展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要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通过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既建立疏密有度的制度约束，让社会成员依法依规行事，又搭建开放包容的创造空间，让社会活力竞相迸发，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在活力和秩序的动态平衡中稳步推进。
记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关系？
朱安东：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既要高质量发展，也要高水平安全，这是因应世界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是把砝码只放在安全上、把发展摆在次要位置，而是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了发展而不顾及潜在风险挑战，是不对的；为了安全而在发展上裹足不前，也是不对的。
新时代新征程，风险来自各领域，安全拓展至全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构建新安全格局以保障新发展格局。《决定》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提出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围绕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出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科学把握两者关系。既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要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