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苏轼在杭州望湖楼醉书七绝说：“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辞招。”他感叹西子湖之美过于轻浮空灵，西子湖的女儿不懂得潇湘云水的沉郁苍茫。可是几百年后，柳如是游西湖，写完了《西泠》十首、《西湖八绝句》之后，又写下了《岳武穆祠》，一开口就气象不凡：“钱塘曾作帝王州，武穆遗坟在此丘。”这位举步轻摇的小妇唱出了如此富于楚辞声调的歌吟，“当年宫馆连胡骑，此夜苍茫接戍楼”。可见，因为有了岳王庙，美丽的西子湖多了几分慷慨悲歌、金戈铁马，杭州的文化生命越发成熟长大了。
柳如是压根也想不到，西子湖畔除了岳飞的坟丘，还掩埋了于谦、张苍水、秋瑾的骨殖……尤其是岳飞、于谦、张苍水，后人将他们并称为“西湖三杰”。袁子才的《绝句》说得明白晓畅：“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清代吴鼎元作《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写道：“君不见西泠桥边岳武穆，八盘岭下于忠肃，一片孤忠两地同，与公鼎峙成三足。”
确实，民族的浩然正气流行，添得西子湖畔的山川多少英气？又反衬出历代醉生梦死的生命是那样的琐屑无聊。当我们今天在西子湖畔感悟历史深处活的精神生命的存在，体会历史赋予后人一种心灵的感悟，又怎不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别样的情怀？
清白人生
岳飞对于杭州，对于后人的意义首先在于精忠报国、清白一生。
岳飞，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作为南宋最杰出的军队统帅，他以“收复失地、光复中原”为己任，他以身作则，统帅的“岳家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以至于金人流传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他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他手握重兵，然而在朝廷高压钳制之下，仍不得不下令班师。最终因为宋高宗、秦桧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后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害。
“莫须有”一罪，正印证了岳飞的清白。在岳飞身上，清白体现为一种大无畏、一种正气、一种报国无所求的气概。
清白，在于谦身上则作了另一种诠释，那就是人生要永留清白的操守。
于谦，字廷益，明代钱塘（今杭州）人。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围攻北京，在国家危难之际，于谦任兵部尚书，主持军事，成为“救时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直至天顺元年“夺门之变”后被害。
于谦曾经在16岁那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成了于谦一生的写照，也反映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大无畏的凛然正气。于谦居官三十五年，一直兢兢业业，不贪私利，将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间。
相对于岳飞和于谦，张苍水并不为更多人所知。他一生的行迹与两位先辈比，同样彪炳日月。
张煌言，号苍水，崇祯时举人，官至南明兵部尚书。1645年，清军攻克南京，张苍水起兵抗清，亲率部队连下安徽二十余城，后清兵攻入浙东，明军溃败，张煌言退居浙江，以浙江舟山为根据地，继续抗清。他数次率兵北伐，均未成功，当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解散部队，自己则隐居南田，准备伺机再起。不久，因叛徒出卖，为清军所俘。尽管清廷许以高官厚禄，但张苍水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在杭州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他的绝笔诗《入武林》写道：“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赤子情怀与民族气节溢于言表。
为民情怀
有人说，如果西湖的蒙蒙烟雨、苍翠万状之中，没有了青山埋忠骨的“西湖三杰”，就好比《四库全书》只剩残诗零句，而缺少了经史典籍；好比空山古寺里只剩青烟木鱼，而听不到晨钟暮鼓；好比中国的历史只剩下六朝五代，而没有了先秦两汉。是啊，正因为这些忠烈，杭州西湖有了厚重的基础，这种厚重在于为西湖的旖旎风光注入了刚健的因子，其中既有爱国、正义之壮举，也有清廉、为民之情怀。
看看岳飞的清廉之举。有次，妻子李氏穿了件绸衣，岳飞便道：“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李氏终生不着绫罗。岳飞一直住茅屋军帐，与士卒同甘共苦，高宗曾要在杭州为岳飞建豪宅，岳飞辞谢说：“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史书记载：“（岳飞）乐施踈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
岳飞不仅清廉，还有一颗爱民的赤子情怀。虔城百姓暴乱时曾惊扰孟太后车驾，被岳飞平定后，高宗密旨屠城，岳飞冒险屡次求情，保全了一城老小。“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是岳家军的口号，也是真实的写照。损坏庄稼，妨碍农作，买卖不公……斩！所以岳家军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欢欣围观，“举手加额，感慕至泣”。
岳飞和岳家军的爱民情怀，赢得了百姓拥戴。同样，于谦、张苍水也有一样的民众情怀。
于谦心忧黎民百姓，他的诗《春水》和《咏煤炭》各有两句表达了他的心迹：“安得天瓢都挽取，化为甘露润苍生”、“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宣德二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狱。以后十余年间，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西、河南，深入民间察访，惩治贪官，严惩特殊贪腐分子；兴修水利，改良农事，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毁堤岸，于谦命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百姓爱戴于谦，称他为“于青天”。
在浙江，张苍水当年筑就的海塘，有不少仍保存完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张苍水，就把这条海塘叫做“煌言塘”。张苍水在筑海堤的碑记中写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国事固沧桑矣，而民事宁可缓乎！且山头地势污下，洪涛喷薄，无论阡陌巨浸，即庐舍亦荡漾波涛中，倘不急为修缮，民其不为鱼乎？”国事固然急迫，民生更加紧迫，老百姓还是要过日子的，抗清为什么，不就为了老百姓能过上个安稳的日子吗？当大业遥不可及时，还是做点实事造福乡里好！一片实在、朴素的赤子情怀呼之欲出！
一心为民和百姓拥戴是双向的，也正因为张苍水为百姓着想，张苍水和他的义军也得到群众支持，否则，在清政府施行“海禁”的政策下，没有百姓的支持，张苍水要获得陆地的物资供给是难以想象的。对百姓的支持，张苍水写道：“虚名浪说逐群雄，垂翅何心得楚弓？每把金鱼羞父老，岂应竹马笑儿童。衣冠不改秦时俗，鸡黍相遗晋代风。正觉渔樵多厚道，不将白眼看途穷。”
魂归西子
三位统帅，分列于不同时代，却有着共同的情怀；三位英烈，不同的人生经历，放射的却是相同的光芒。如果故事终结于此，还称不上是个美丽悲壮的传奇，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在西子湖畔不期然的相遇，殊途同归的过程却又再次印证出后人对三位忠烈的敬仰与缅怀。
明景泰八年，代宗病重不能临朝，英宗乘机复辟，废代宗为王，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为由杀害于谦。于谦死前，大学士王文不甘枉死而力辩，于谦笑着说：“亨等意耳，辩何益？”泰然视死如归。于谦的死讯传出后，天下皆哭，“当时莫不称冤”。
当初岳飞被诬遭杀，尸骨弃于钱塘门外瓦石杂丛之间，一轮孤月照见，几个狱卒，偷偷祭酒安葬忠臣于九曲丛祠，正是那天夜里的苍茫月色，离离荒草，才有今天的日月经天，青松匝地。
于谦的遗骨像岳飞一样，被人偷偷地保护起来，然后转移到杭州，大约是在两年后归葬三台山。八年后，新皇帝登位，于谦被平反谥“忠肃”。历史总算明确，他“忠”的是社稷，不是一“人”。
自古忠烈多磨难。令人唏嘘的是，张苍水的经历与岳飞、于谦如出一辙。
传说，在张苍水被押赴杭城的路上，有一位僧人掷瓦于他，瓦片上包裹一张诗笺，诗曰：“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最终，张苍水以他45岁生命的终结，书写了这曲正气歌。真实的情况是，张苍水被俘后，一路上，清朝官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劝降。可张苍水或冷言以对“但期速死而已”，或以手指心，说“煌言只有此耳，无他言”。被杀后，眼看英雄身后竟要抛尸旷野，有西湖白莲洲留锡庵僧人超直，又称为石和尚，钦佩张苍水的高风亮节，冒着杀身之险挺身而出，治办棺木收殓了英雄遗骨，暂厝宝石山僧舍。随即，又在别人资助下，在南屏山北麓觅地为张苍水建坟安葬，请曾与张苍水一起在浙东抗清的战友、义不仕清的大学者黄宗羲撰写了《张公墓志铭》。建坟后，为避清廷耳目，称之为“王先生葬处”。墓前仅草草立一碑石，石上题“王先生墓”。此后清康熙、雍正两朝的七十余年中，墓名一直这样称呼，墓的外观也一直保持普通百姓墓葬的面貌，甚至常年埋没蒿莱，荒僻难寻，以致若干年后，黄宗羲前来凭吊忠魂，到了南屏山下寻寻觅觅好长时间，才找到张墓。事后，黄宗羲在《寻张司马墓》一诗中写道：“夜台不敢留真姓，萍梗还来酹晚鸦。”直到清乾隆初年，满清统治已相当稳固，政治迫害代之以笼络人心，杭州一位叫吴乾阳的道士，筹资重修张苍水墓，著名学者全祖望撰写《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详述了张苍水一生经历，誉之为“啼鹃带血归南屏”。
民族英雄的个体生命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能繁衍不息,中华文化能长盛不衰，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这样的民族脊梁的支撑。美丽的西子湖畔，也正因为有了这些英雄的长眠，构筑起精神的丰碑。“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新祠一座无？”张苍水这首诗，说的是岳飞、于谦精神对他的影响，而岳飞、于谦的精神在他身上确实又得到了延续……
精神的高地，也正有赖于这种传承，依赖于精神之光不灭！（王友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