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围猎本是古代的一种狩猎野兽的方式，四面合围而猎，让猎物无路可逃，乖乖就擒。今年1月12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干部被“围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搞利益输送，遏制腐败蔓延的任务仍然艰巨”。此后，“围猎”一词在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中被高频使用。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不法商人不用刀枪，而是用糖衣炮弹，把领导干部赶入“围场”，或想逃却走投无路，或欣欣然仍由驱使，最终成为商人谋利的工具。本网现来梳理一下与“围猎”相关的内容：
“围猎”现象普遍，手段多种多样
先看一组数据：2008-2012年，最高检共对19003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最高检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上升18.6%；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行贿犯罪数据的逐年上升一方面说明，检察机关查办行贿犯罪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干部被“围猎”的形势极其严峻。
一名落马官员的背后,总会有一连串商人“朋友”的魅影。 如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我不是从思想品德、为人上结识既相互促进又清淡如水的朋友,而是交了一批重哥们义气,又带有铜臭味的老板朋友,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贪欲也随之培养起来,最后被这些所谓‘朋友’温水煮青蛙。”这名曾在各种场合高调反腐的副省级干部,在庭审时曾如此供述。
廖少华在一路升迁中,也一路被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朋友”围猎。盘点他的“朋友圈”可以发现,廖少华走到哪里,他的朋友们就跟到哪里。2002年到2005年,廖少华在担任六盘水市市长时,盘县红果大酒店法定代表人陈春章就通过廖少华获得政府贴息55万元、政府技改资金60万元,并获得贷款1300万元；廖少华到黔东南州委担任书记,陈春章也谋求在黔东南州发展,这次,他在廖少华帮助下,在未实际投资的情况下获得土地转让款3500万元,并承揽了多个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为了感谢廖少华的帮忙,7年间,陈春章分10次送给廖少华394万元。
再如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其9成受贿赃款来自3名朋友，他在被告人席上最后陈述时也如此“总结”道:“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季建业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固定的、常年交往的老朋友,很多案件当事人都是季建业交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朋友,长期相互利用。季建业每年春节都会召集特定的几名商人吃一顿饭,逐步形成了以季建业为核心的圈子。如苏州市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就是季建业“朋友圈”中的一名商人,他曾是季建业下属,深得季建业信任,家里有很多事情都委托徐东明去办。季建业有些受贿所得,可以放到徐东明那里而不需要徐东明出具任何手续。
“围猎”的手段多种多样，周期灵活，甚至“放长线钓大鱼”。有的金钱不行就上美色，美色不行就鼓动家属，家属不理就找上级领导“来硬的”。
一是直接“猎杀”。此招用于贪吃的猎物，势大力沉，投其所好，直奔命门。
主要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权力兑现，搞利益输送，双方各取所需。如杭州市运河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邵毅就是被湖州古董商陈某直接“猎杀”。邵毅到长兴任一把手，陈某看到了“投资”的前景。2003年邵毅的父亲生病住院，工作繁忙让他无暇照顾，心有愧疚，陈某连夜赶到医院，帮助护理了好几天，获得了邵毅的好感。加上邵毅本就喜爱收藏，两人感情急剧升温，邵把陈当作小兄弟、自己人，陈则人前人后都叫邵“老大”。从此，两人走上了权钱交易的恶道。邵毅的妻子在协助调查时这样总结两人的关系：“老邵亏也是亏在了认识陈某，死也是死在了陈某手上。”
二是温水煮青蛙似的“猎杀”。此招用来对付有一定警惕性的猎物，猎人一般先面带笑容，恭维之、抚摸之、喂食之，待你全身放松，毫无戒备之时，突露出狰狞，一把擒翻。
平常和你勾肩搭背，给你好处，送你享受，和你称兄道弟，甚至甘心当你的“提款机”。久而久之，当你深陷“安乐窝”时，才发现已上了别人的贼船，难以脱身，只能利用手中权力给别人办事；如廖少华庭审陈述时说，自己是“温水煮青蛙”被朋友拉下水的。
江干区原人大常委会周金水是江干土生土长的干部，与本地的许多社区干部、企业主和拆迁户等都有着天然的“血亲”，与他们称兄道弟，与他们“打成一片”。就在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中，渐渐模糊了朋友帮忙和以权谋私的界限促使他一次次收下了不该收的“朋友馈赠”。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郦华才也因分管工程建设，自然成为了一些建筑老板追捧的对象，那些老板多是对他进行长线投资，先是套套近乎，后利用各种机会送物送钱，拖其下水。
三是外围“猎杀”。此招用来对付警惕性较高或者不便直接下手的猎物，猎人迂回包抄，先攻老巢，用糖衣拿下近亲等关系亲密之人，再来合围诱捕。
不直接“围猎”领导干部，而是选择领导干部的家属、子女、朋友、秘书等进行“猎杀”。一旦其亲朋部属就范，领导干部也只好跟着“缴械”。如杭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原党委书记王光荣就是这一典型。王光荣20多年在城建工作岗位上结交的开发商朋友，逢年过年礼品不断，女儿出国、结婚更是礼金重重。有送礼者至今印象深刻，第一次去他家送礼就发现其妻在家里地位很高，就马上改走“夫人路线”，极尽讨好之能事，通过“夫人”曲线请托王光荣办事……
被“围猎”根在自身，危害严重
一些官员被“围猎”,听着似乎很被动、很委屈、很无奈。剥开表象,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官员这么容易被“围猎”？到底是谁“围猎”了谁？
“围猎”现象广泛存在，根本原因在于被“围猎”者主观上的信念缺失与党性不坚定。
不法商人处心积虑、用心险恶固然令人愤恨，但从官员主观上看，被“围猎”主要还是自身经不起种种诱惑，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如廖少华随着职务的升迁，看到社会上一些人大把挣钱，大肆挥霍享乐时，自己的心也逐渐不平静起来，理想信念开始动摇；其次，还受中国几千年的畸形官场文化影响。企业存在着要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领导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
客观上看，首先离不开权与利的缠绕纠葛，围猎领导干部的本质则是“围猎”公权力。今年1月12日，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形象地谈到，领导干部之所以会成为“围猎”对象，从实质上来说，“围猎”的不是人，而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当权力遇上利益，在各种诱惑之下，有人失去了定力，成功被“围猎”。诸多落马官员的忏悔中，多有印证被“围猎”的经历；其次，主要还是在于党内监督体制机制的缺失。有的干部对已经出现明显违规违法苗头的同事，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报告、不劝诫、不批评、不制止，以致违规违纪者一错再错，最终“吃了别人的馅饼，掉进了‘猎人’的陷阱”。
领导干部被“围猎”，危害最烈，遗祸最深。
一是严重败坏政治生态。曲靖市原市委书记李云忠的围猎，导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官场“潜规则”盛行。一些心术不正、动机不纯的人趁机以金钱“开道”，视“当官”为交易，费尽心机投机钻营，热衷于拉关系、架“天线”，明目张胆跑官要官，严重败坏了曲靖的政治生态；
二是导致纪律松弛。政治生态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纪律松弛，这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有的党员干部把自己当成“官”，忘记了是执政党的干部。党的观念一旦淡漠，组织必然涣散、纪律必然松弛。这些干部当初都很努力，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但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和约束，加之监督缺位，周围贪腐盛行，心存侥幸，堕落是早晚的事。
多管齐下，“红灯”亮在“围猎”前
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加强党性修养。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被“围猎”的警觉，始终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在时时自重自警、处处慎欲慎微的同时，不断积聚养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坦荡为官的浩然正气。郑培民“不给别人一丝送礼的理由，不让自己有一丝腐败的念头”，因而定力如磐、雷打不动。杨善洲“一辈子把‘后门’关得紧紧的，而为人民服务的‘前门’始终敞开着”，故而一生清廉、一生平安。
净化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关键在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拔除烂树、治疗病树、矫正歪树、种植新树，保护森林，扎紧制度的篱笆，织密反腐网，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对官员和商人而言，最重要的都是要有“底线”意识，在反腐“新常态”下，官员必须破除侥幸心理，从严要求自己遵纪守法，自觉净化自己的朋友圈。商人也不要妄想走捷径、寻求组建利益共同体，这也是底线。
规范权力运行。建立和完善权力清单，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堵住源头授权，公开透明用权，强化监督管权，严防公权变私权。通过建立刚性的制度来约束权力，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筑牢制度反腐的“铜墙铁壁”，避免公权的放任和流失，让对“糖衣炮弹”无抵抗的领导干部无空可钻。
加大打击行贿“围猎”的力度。行贿是受贿的根源。实践中很多行贿人没有依法受到应有的惩罚，对行贿人不仅判罪率较低，而且在量刑上也较受贿人轻很多，降低了行贿人的犯罪成本。如中石化前总经理陈同海因受贿罪(涉案金额1.96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案中的6名行贿人曾以证人身份现身，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