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伴随着秘书、司机、情人的身影，这些贪官的身边人虽然不是很起眼，但有着出乎意料的能量。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合伙人”。情妇用色、秘书和司机利用工作便利，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寄生在贪腐官员的权力之内。
2015年，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共立案查处建设系统职务犯罪案件10件11人，其中区民政局原副局长洪国良受贿案就是其中一例。洪国良受贿180余万元，是富阳区近十年来查处的区管干部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
以权谋私坠入贪腐深渊
2015年，检察院在侦办住建局其他案件的时候，行贿人反映洪国良存在经济问题，再加上建筑行业乱象丛生。
对于洪国良的落马，熟悉他的人并不感到奇怪，有人甚至认为这就是迟早的事。因为在他们眼中，洪国良不仅贪财好色，而且个性张扬。
洪国良曾经是富阳县委办的一名秘书，2007年，44岁的他被提拔为富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之后又先后转任住建局副局长、民政局副局长。
在全面主持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的几年里，洪国良自认为自己能力强，做事兢兢业业，工作有声有色，晋升一把手希望很大。也正因为如此，2009年，当他被调往区住建局担任副局长时，正常的人事变动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事务局的时候我有句话，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不如豁出去创新思路拼命干，这句话我记得很牢。”而到住建局以后，洪国良思想发生了转变，这句话变成了：“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有了激情更能干。这个激情是什么？就是人家说的好处。”
机关事务局的时候，孙国良虽然是副局长，但是是主持全局工作的，工作是有动力的。后来调到富阳住建局后，他觉得上升空间比较小，跟老板的接触就频繁起来。
孙明是住建局的编外临聘人员，曾先后给几任领导开过车，他深谙与领导的相处之道，很快就获得了洪国良的信任。孙明不单是驾驶员的身份，跟洪国良以后鞍前马后，既是驾驶员，某种程度也是幕后推手。
刚到住建局不久，孙国良就通过某包工头结识了一名年仅23岁的未婚女性吕某。吕某的出现，使洪国良彻底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洪国良和吕某第二次见面，两人就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因为吕某在外地，没有固定工作，来回见面不方便，洪国良就想着把吕某接到身边。他找来孙明，给了他几万块钱，要求孙明帮吕某租房子、买家具、当司机，料理吕某在富阳的一切生活。就连吕某意外怀孕到医院做人工流产，也都由孙明出面包办。
洪国良陶醉于做“老爷”，驾驶员孙明甘愿当奴才，正常的工作关系完全演变成了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
认识吕某，满足她的金钱欲望，是孙国良发生变化的又一个转折点。
因为身边多了一名娇滴滴的小情人，洪国良的日常开销一下子大了不少。为博“美人”一笑，洪国良不仅经常给她买奢侈品，还送她一辆小汽车，安排两人出国旅游等。
激增的开销让洪国良捉襟见肘，他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些难题。当时洪国良分管的是建筑企业的资质审批、增项、升级和日常监管等工作，可谓大权在握。每年中秋、国庆、春节期间，给洪国良送钱送物的老板不在少数，他都照单全收。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至2013年间，建筑老板因承接工程、外地企业进驻富阳备案、资质审批等业务找洪国良帮忙，他就收受十余家建筑公司四十余笔好处费。
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帮别人，拿到点好处，孙国良自认为感觉不到羞耻，只想当时，不想将来。
此前，洪国良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时通过物品采购收受回扣等渠道，也积攒了一些钱。但是，工资加私房钱以及小额好处费，已经满足不了他大手大脚的生活，更何况还有一个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吕某要照顾。
怎么办呢？洪国良又想了一个法子。
洪国良觉得自己手头权力大，他想让吕某开一家工程监理公司，自己负责拉业务。但是，开监理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相关技术人员，洪国良自觉力不从心，结果公司还没开业就关门了。
正当洪国良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孙明给他出了个主意，通过给别人介绍业务收点，比如介绍工程，收15-20%点。
既不需要出钱，也不用花多大力气，只要动动嘴皮子，凭借手中的权力就可以做这个“只赚不亏“的买卖。洪国良点头同意了，并授意孙明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出去招揽生意。
通常，都是由孙明出面和监理公司谈业务，洪国良幕后操控，谈成之后收取20%的业务回扣。短短几年时间，洪国良就赚进一百余万元。
“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不如豁出去创新思路拼命干”，曾经怀着如此激情的洪国良，面对金钱、美色的诱惑，却自甘堕落，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忘记了初心，走入了歧途。
党纪国法严惩腐败“合伙人”
从“天堂”到“人间”再到“地狱”，洪国良用这三个词概括了其任职机关事务局、住建局、民政局等几个工作岗位的心理感受。本来是很正常的工作变动，洪国良却备感失落。扭曲的权力观，让他总是在比较手中权力的大小，和权力带来的衍生品的多少。
为了维系自己和情人的所谓高品质生活，洪国良利用自己的司机兼亲信孙明，作为自己在外招揽“生意”、催钱讨账的“合伙人”，而自己则作为“影子老板”在背后掌控全局，从中大肆捞取好处。
为了讨吕某欢心，洪国良不仅想到为她开监理公司，后来又让工程老板给吕某开了个饭店，近20万元的装修费，也由老板“埋单”。
可是，饭店仅仅开了几个月，生意不好，来钱又太慢，还特别累，洪国良干脆把饭店关了。最后，洪国良索性把吕某直接安排到了住建局下属的建筑业协会工作，和自己在同一幢大楼上班。两人同进同出，毫不避讳。
事实上除了吕某，洪国良还与多名女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他的交友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很是“前卫”,经调查，洪国良另外还有网友，甚至通过中介从韩国找女的过来。或是通过微信摇一摇加的，应该说生活很糜烂。
此刻的洪国良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心中只有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不平和对奢靡生活的向往，完全把党纪国法抛诸脑后。他整天和老板们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出入高档场所。
执纪人员在两规把他带走那天，从他包里搜到的各种消费卡，超市卡、银泰卡、杭州大厦卡、鞋卡50多张，办公室现金有5、6万。
洪国良和这些老板们的交往，彼此目的非常明确，老板们需要洪国良的多方照顾，而洪国良也需要老板们帮他“弄钱”。
在洪国良看来，杭州安厦监理公司老总瞿某为人比较可靠。2010年，他让孙明出面找到了瞿某，商量通过为他介绍监理业务，收取回扣事宜。瞿某看到自己从中有利可图，便爽快地答应了。2010年至2014年间，洪国良先后为瞿某的公司介绍了20多个监理项目。
按照事先约定，瞿某分多次将监理费用回扣共计61万元，通过孙明交给了洪国良。有时候这些钱洪国良甚至都不经手，直接让孙明把钱交给吕某。
不多久，洪国良意识到自己给安厦公司介绍太多的监理业务，会在社会上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又让孙明找到了另一家监理公司，以同样的方式，出面洽谈。
作为司机，也没有从中拿钱，孙明为什么会对洪国良如此俯首帖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事实上，这样的“怪相”根源于孙明和洪国良并非只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2013年，洪国良调任民政局副局长,还会主动指使孙明去收建筑业务回扣费，说是以前业务没结清。
“后来我自己也成立了公司，有些也涉及到建设局的。我如果不去做，他肯定对我有想法的。”“跟他没有感情好说，他眼里只有钱，只有好处。”这时候，孙明也下海开起了建筑公司，为了能顺利承接工程，他也向洪国良行贿，一次两万，一次七万。
洪国良认为，给孙明介绍工程，收受好处，孙明也会感恩，感情上也就超出了一般驾驶员和领导的关系。
而孙明最初也意识到，洪国良太贪婪，但他认为，自己是他的专职驾驶员，也不敢有异议。法律意识的淡薄，让孙明认为自己没拿钱就没事，洪国良是局长我是驾驶员，他让我做的。
本案中，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孙明作为洪国良的“白手套”，经手100多万元的监理回扣款，几乎没有从中分到钱，也被控受贿罪。
检察院办案人员表示，孙明和洪国良是利益共同体，起穿针引线作用，其实他们是共谋，包括怎么找监理公司、找到监理公司怎么谈、回扣怎么谈、业务怎么结算，他们都有分工，所以从共同犯罪的理论来讲，他们是符合构成要件的。
经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5年间，洪国良单独或者伙同孙明非法收受贿赂共计187万余元，同时，孙明送给洪国良贿赂款9万元。
2016年8月16日，洪国良因犯受贿罪，被富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孙明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合伙人”是个经济概念，其合伙的基础和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而腐败“合伙人”，其合作的纽带就是金钱和权力，党员干部以权力入股，用影响力经营，赚取的是非法利益，损害的是公权力的廉洁性，其结果，必然逃不出党纪国法的严惩。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最终，一丘之貉的“合伙人”，也只能变成同病相怜的狱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