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部分党员干部在出现一些小错误小问题时，没有能够及时得到提醒和批评教育，等到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往往已经严重违纪或者违法，甚至难免牢狱之灾。其实，这不仅仅影响党员干部个人，对组织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

201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纪委要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2016年10月27日，中央纪委十八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七条对“四种形态”进行了解释：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四种形态”，破除了以前“重大案、轻小错”的思维定势，从查办大案要案为主向全面监督执纪问责转变，特别是重视运用第一二种形态，抓早抓小，执纪时综合运用约谈提醒、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通过做细做实“四种形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一批染有“小恙”的党员干部实现了思想改造和教育转化，及早改正错误，重返正道。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纪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去年以来，杭州市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探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杭州的贯彻落实。

治病救人把好第一道关口

今年，杭州市江干区深入实践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具体操作细则，结合工作实际，列举了44种具体情况，亮出了“七种武器”：即综合运用提醒谈话、批评教育、谈话函询、民主生活会、通报批评、告诫和诫勉等七种处置方式，切实把“第一种形态”落到实处。

2016年1-10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涉及党员干部的问题中，共开展教育提醒10165人（次）；使用谈话函询970次，上升602.9%；组织处理1427人，其中因情节轻微给予组织处理1378人，为上年同期的55倍；纪检监察机关主动立案审查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016人，其中轻处分的占71.8%，重处分的占28.2%，重处分中移送司法机关占党政纪处分的6.8%，纪检监察机关月均受理问题线索数量也从2015年的230件跃升至2016年的420件。“红红脸，出出汗”在杭州的纪检监察工作中已经属于常态。

事实上，党员干部一时糊涂犯下错误，只要能正确面对组织的批评教育，及时向组织讲清问题，就能得到组织的帮助挽救。

2014年，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财政统计科科长施某，为帮助其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完成存款任务，分两次将3000万元街道财政专户资金转存到另外两家银行。既没有事先审批，也没有事后汇报。后来，这一情况在去年的财务检查中被发现，街道纪工委上报至驻开发区管委会纪检组。随后，纪检机关立即对施某进行批评教育，指出问题所在，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科长职务并调离岗位。施某事后反省说：“很及时，纠正了，否则会继续犯下去，对我的处理挽救教育了一大批人。”

正因为组织的及时提醒和处理，及时刹车，没有让小错酿成大错，施某也认识到了错误，积极改进，努力工作。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并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监督关口前移，把以前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也管起来，体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向“严实硬”的转变。

欺瞒对抗终将自取其辱

谈话和函询既是了解情况，也是组织在给机会，能主动交代问题、知错就改，就能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反之如果欺瞒组织、对抗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组织给的机会，就是错上加错。

近年来，杭州市纪委在执纪审查时，也出现过一些违纪党员欺骗组织，隐瞒实情的案例。杭州市文广新局原巡视员李小华在接受组织谈话时，极力否认自己的违纪问题，甚至在接受纪律审查时编造各种谎言，订立攻守同盟。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党工委原副书记朱先良在面对组织调查时，不仅不坦诚自己的问题，还绞尽脑汁转移赃款，隐瞒违纪事实。他们这种对组织的欺瞒甚至对抗行为最终受到严厉惩处。

实践“四种形态”不是纪委一家事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从党的历史和从严治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全面从严治党要在运用第一种形态上多下功夫，抓常、抓细、抓实，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使党内政治生活有战斗性和锋芒，真正严肃起来。

同时，实践“四种形态”也不是纪委一家的事，而是各级党组织的共同责任，需要各级党组织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要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特别是针对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经常性运用谈话提醒等手段，及时批评教育，从而“正歪树”、“治病树”，推动政治生态不断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