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组走访的是建德市乾潭镇罗村村。 

罗村村位于群山环抱中，是省级生态区，环境优美，没有工业企业，中青年劳力绝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2016年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73元（建德市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1896元，杭州市为27908元），茶叶是村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近1700亩的高山茶园以绿茶、白茶为主，农民出售青叶，也有自行炒制后出售。走访中，许多村民都反映现在茶叶售价不高，而人工采摘费用高，这一项的实际收入越来越低。怎么办？我们正在讨论怎么给罗村村的茶叶寻找新出路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老”茶农闯入了我们视野。

说他年轻，因为是个八零后；说他老，是因为他十二三岁就开始帮家里炒制茶叶。为什么说“闯”？他是我们看到开门的村宅随机访问而遇到的，我们一说来意，他就说“我知道，最近机关干部都要联乡结村访农户。”

他叫谢双斌，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茶农，自己当过兵、做过五星级酒店管理层，2013年放弃120万的年薪，回到老家做了一名“茶农”，但是做的不是祖辈传下来的绿茶——他要另起炉灶做红茶。

“罗村自然条件好，适宜种茶，但是地处高山，采摘时间较晚，又没有品牌，绿茶在市场上没有优势可言。”谢双斌一言道出罗村茶叶的困境，“我们这里很多都是福建移民，福建有红茶传统，而且越来越多进入高端市场，为什么不试试？”谢双斌说干就干，一面赴福建武夷山拜正山小种传人为师学习制作红茶，一面在罗村水库附近承包100多亩高山茶园。

茶园里的茶树都是少则三四十年、多则七八十年的老茶树，为了保证茶叶的原生态，谢双斌不用农药、不用肥料，运用自然农法驱虫，又请来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农林大学的专家为茶园把脉。

三年过去，谢双斌先后在他的茶叶事业上投入了四百多万元，效益却还没产生，连工人都替他心疼钱：“我们的人工费都要150元一天，结果你的茶园里草长得比茶树还高，这样下去能行吗？”但2016年的蝗灾却让大家似乎有点理解了他，当时其他茶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谢双斌的茶园因为“农法驱虫”几乎没有受损，生产也进入了常态化。

“去年一年产量3000多斤，主要销往北京和台湾，每斤价格超过了1200元，而且今年的产量也全都预订光了，”说起这些，谢双斌不禁嘴角上扬。现在，“福壟堂”品牌在茶友圈已小有名气，在杭州市文博会上，他的红茶“醉红颜”得到了许多嘉宾的肯定。

“你的原生态茶叶前景这么好，有没有可能带着村里乡亲一起干？比如收购他们的青茶作为你的原材料？”我问谢双斌。“福壟堂”的茶叶附加值高，如今又是供不应求，应该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如果可以在本村解决，罗村村的茶叶经济不就找到了新出路？

“当然！”谢双斌说：“但是首先要我自己强大起来，让乡亲们相信我这条路是行得通的，如果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做原生态红茶，我一定传授技术。”
   为了让更多村里茶农看到自家茶业的变化，谢双斌逐渐用本地工人代替外地工，同时在枫坞口自然村设了个茶厂的点，方便附近的村民了解他的种茶、制茶技术。但是仍有一些事情困扰着他：“两块临近的茶园，一块施药一块不施药，虫灾来的时候，不施药的那块损失就会大很多。如果上级部门能统一规划，村民积极参与，有一片茶园集中使用自然农法，效果会好很多。”

按谢双斌的规划，茶园、茶厂和正在建造中的民宿、禅修中心将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同时他正和浙江农林大学茶学系积极对接，希望在罗村共同建立一个原生态茶叶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推广原生态茶。

当年家人不理解谢双斌为何放弃外面的高薪回家种茶，他就一个人在不通水电的山上住了半年，整理茶园，到如今自己的茶叶事业版图初显轮廓，我说谢双斌算得上一个“有情怀的茶农”，他笑了：“谈不上什么情怀，就是一份坚持。小时候熬夜炒茶的辛苦让我印象太深刻了，而且茶农又赚不了多少钱。真心希望村民们能获得更多收入，原生态茶可以成为其中一条路。”

当大量的农村青壮年都习惯了“孔雀东南飞”，外出务工或者创业时，留守老人加留守儿童就成了山区农村长期以来沉重的风景。谢双斌的出现让我眼前一亮：他回乡创业，在摸索中前行，在发展中不忘乡亲。在交谈中，他多次感谢老家山清水秀的环境，感谢村、镇、市里有关部门对他的扶持。真心祝愿他的福壟堂原生态茶越做越好，能带领罗村村的茶农走出一片新天地。

新农村需要他这样的“凤还巢”。（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