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党员干部既要严守纪律规矩，更要敢担当善作为。为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2015年12月，杭州市委出台了《建立党员干部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旨在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去年以来，杭州余杭区依据《实施办法》，尝试以清单形式作了进一步细化，既明确免责的正面清单，也确定反向的负面清单，激励干部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

容错免责清单成为善创新敢作为干部的“护身符”

对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来科技城市场监管所所长金志铭而言，《实施办法》正是他在日常工作中锐意创新，积极作为的“定心丸”。

据金志铭回忆，2013年12月，杭州市工商局将淘宝网的管辖权移交给了余杭区工商局，这就意味着，淘宝网上经营的网店以及平台上所有的交易行为，都要由当时的余杭区工商局监管。那时，金志铭所在的工商所正式工作人员仅有三人，加上编外人员十几名，却承担着淘宝网全年两万多件网络投诉件。

随着网络消费金额的提高，网络消费投诉举报也在大幅度增加。2016年，余杭区累计受理网络投诉举报总量16万余件，2017年更是突破了20万件。而另一方面，负责监管维权的却是区县级市场监管局，承担了全国近一半的网络消费、投诉举报处理任务，监管维权力量和工作任务严重不匹配。

“网络交易的纠纷，原来是没有借鉴的东西，包括现在的法律法规，很多地方都还是空白的。”金志铭坦言，当时不仅任务繁重，在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上也缺乏经验和依据，尽管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但仍然疲于应对，在应对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差错。

针对这些情况，2016年，余杭区市场监管局试行了容错免责机制，将客观上无法避免的少数事项列入免责清单。清单中，容错免责被分为四级。

第一级：按照现今的法律法规有直接依据的，在科室内部处理；第二级：在现有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局内部有制度可依的，在局内部直接处理；第三级：局内部没有现行的制度和规范，法律法规上也没有直接的依据，就需要局成员开班子会议商量决定；第四级：市场监管局没有权限处理或者没法解决的，需要请示上级来决定处理。

“我们团队的几个人，都先后获得过一些省市级的荣誉。”在金志铭看来，容错免责机制的实质是为敢想的人“开绿灯”，为敢干的人“兜住底”。对干部实施容错免责后，其年度考核、干部考察、评先评优不作负面评价，不作扣分处理，这使相关干部受到极大的激励。

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网监分局工作人员张斌对此体会颇深，2016年，他与多名同事合作首次查处刷单炒信平台案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在有效整治网络炒信方面破冰。“从法律的应用上来看，我们用的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但是这两个法律方面就没有非常明确的适合法条，如果法律运用的不恰当，那么商家如果进行复议、诉讼，我们都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容错机制在创新方面，给我们带来很多帮助。”

免责事项严格界定动态调整倒逼干部履职

容错免责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通过制定免责清单，既为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解决了后顾之忧，又倒逼其履职尽责，促进工作绩效的提升。自试行免责清单以来，区市场监管局清理积压投诉举报件3.3万件，涉网消费纠纷引发的效能举报和信访数量同比下降75%，涉网行政复议同比减少70%，使业务一线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在余杭，像市场监管局这样试行容错免责清单的，还有区城管局、区环保局以及区美丽余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四家试点单位。根据试点单位执法行为特别多，涉及群众面比较广，在操作中有实际困难等特点，余杭区主要针对四种情形建立免责清单：法律规定有漏洞有盲区的；职责边界不清晰的；有限职责导致客观上“无能为力”的；新生事项催生的新问题等情形。

不过，对此也有人提出质疑：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中央持续释放有责必问、有问必严的强烈信号，容错免责机制会不会跟这一要求相悖呢？到底什么样的错误可以宽容？免责机制会不会成为部门干部“懒政”的保护伞？

余杭区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楼晓奇对此进行了解答。他认为，建立免责清单，细化责任事项，只会起到更好的问责效果，做到有责必究。况且，履责是绝大多数，免责是极少部分，清单也是动态的，因为制度的完善，免责清单的事项会越来越少。“不在免责清单里面的，一般也不会被我们进行免责。”楼晓奇说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其实，健全“容错免责”机制与“失责必问”并不矛盾，我们既要敢于问责追责，又要善于免责激励，既不能让探索改革的“领头羊”成为改革失误的“替罪羊”，也不能让一些假改革之名乱作为、胡作为的失于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