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杭州查处了多起公有住房监管领域的违纪违法案件。其中，上城区房管局原局长骆云森和局党政办主任潘薇娜贪污公房案就是一起典型案例。他们利用公房管理漏洞，伪造承租人身份骗取房卡、违规参加房改、收取房租，成为监守自盗的“房耗子”。

“一把手”监督缺失 “热血军人”蜕变“房耗子”

令人唏嘘的是，该案主使骆云森曾是一名功勋卓越的军人。他于1970年入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从一名普通战士拼搏到连长、营长、团参谋长。甚至在那场惨烈的老山战役中，也有他英勇战斗的身影。“很多战友没有回来，当时也真心想要好好干，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一想起自己军人时期立下的誓言，骆云森就顿觉惭愧。

1987年，从部队退役的骆云森转业，任上城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副经理。2002年开始，担任上城区建设局副局长、房管局局长，2004年被提拔为上城区建设局局长、人防办主任、房管局局长。

办案人员认为，这名军队转业干部的堕落，除了自身思想防线坍塌，还源于没有人去监督“一把手”局长的审批权，“一支笔”、“一言堂”必然导致权力的膨胀和滥用。这样的现象，既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也害了干部本人。

2004年以前，杭州区级直管公房都由各个城区房管局或房管站管理，并自行设定程序和条件对外招租，房产信息基本不联网，外界很难监督。有些公房年代久远，单位负责人也几经更换，致使其管理成了一笔糊涂账。

“原本自己看不惯的事物慢慢也习以为常了，到最后反而去追求了。”骆云森承认，面对如此乱象，作为责任单位的房管局本应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但时任房管局长的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带头破窗，借机谋取私利。在骆云森看来，公房就是房管局的“土特产”，作为局长可以随意支配。

杭州市上城区燕子弄8幢原本有一处属于该区第一房产公司的公有住房，作为拆迁安置房给了一位李姓孤寡老人。1996年左右，老人去世，房产公司将该公房收回统一管理。2003年9月，骆云森要求房产公司上交该套房子的房卡，并让下属工作人员帮其填写了变更户名审批表，将承租人变更为没有承租资格的妻子胡某某，然后骆云森自己审批同意。

此后，骆云森让人将该处房产出租，截至案发，共收取租金42万余元。2011年11月，骆云森以妻子胡某某名义进行房改，获得了该处房产。经鉴定，当时该房产的市场价为89万余元。

女下属眼馋 合作贪腐狼狈为奸

通过房改将公有住房间接纳入自己囊中，之后出租也好、出售也罢，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益。这样的诱惑，让骆云森的下属，时任上城区房管局党政办主任的潘薇娜也垂涎起来。经过商量，两人开始狼狈为奸。

2005年，潘薇娜向骆云森违规索要了一套平海公寓直管公房给其母亲无偿使用，并多次向骆云森提出希望能获得这套房子的产权。但是，她已经享受过单位福利分房，不符合公房更名条件，即使骆云森也不能直接操作。

于是，潘薇娜以同学周某的名义办理了公有住房租用证并参加了房改，然后再通过房产交易的形式拿到了平海公寓这套公房的产权，用一系列看似合法的程序，完成了“狸猫换太子”的贪占过程。2013年，潘薇娜以210万的价格出售了该房产，她拿出30万元感谢骆云森的帮忙。

2000年，上城区房管局和新丰塑料厂办理职工宿舍的产权移交手续，骆云森让潘薇娜全面负责和新丰塑料厂对接。在此过程中，潘薇娜知道其中有一户空置，无人居住，于是提出把该处房产占为己有的想法，无奈由于后来骆云森职务上的变动，失去了房改审批权，只得转而窃取房产的承租权。

“骆局长是答应的，然后就随他们破产企业员工名单一起，把我亲戚名字加上去，最后我取得这套房子的承租权。”据潘薇娜交待，此后只要有机会她就利用职权把这套住房“以差换好”，最后获得了一套距离西湖只有200米的“景区房”，凭着地段价值收取高额租金。

然而，尝到甜头的潘薇娜并不满足，当她得知新丰塑料厂还有一处楼房要移交给上城区房管局，又违规将自己六名亲属的名字写到了公房承租证上，并将这些房子出租，收取租金。

2009年，骆云森调离房管局。2017年，上城区纪委对骆云森、潘薇娜等人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根据调查，二人涉及违纪问题的房产多达11套，同时，将涉嫌犯罪的两笔事实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018年1月，骆云森、潘薇娜因犯贪污罪，被上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和四年。对于涉案的公房通过司法程序没收、区纪委追缴违纪所得以及区房管局行政手段直接收缴等手段，已经全部追回，挽回损失共计2000余万元。

该案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极易被贪欲引向歧途。敢于践踏法纪红线的党员干部也终将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近些年来，公房监管领域频频出现以权谋房，贪公为私的违纪违法问题，这也有力警醒有关部门痛定思痛，在直管公房市场化转轨过程中，要拿出管用的举措，摸清底数、健全制度、加强监管，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