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
钱镠（852－932年），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立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从军后屡建战功，被朝廷任命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后又被唐、后梁朝廷相继封为越王、吴越王，公元907年受封为吴越国王，辖两浙“一军十三州”之地。卒谥武肃，世称“武肃王”。
钱镠奉行“保境安民”的国策，实施筑捍海塘、疏浚西湖、发展农桑等举措，使当时的吴越地区“富甲一方”，为江南的繁华奠定了基础。钱镠治国有略，修身治家也十分谨严。钱镠自备“起居注”，又两度订立治家“八训”、“十训”。遵循钱镠的遗训，后世诸王始终贡奉中原王朝，末世钱弘俶顺应时势“纳土归宋”，使国家“不被干戈”实现和平统一。
吴越钱氏家族
钱镠父子开创吴越国，连续三代五主均受中朝封为国王，成为王族。钱氏后人秉承祖训，绍续家风，绵延文脉，造就了吴越钱氏一门世代家风谨严，人才兴盛的传奇。这个家族始终一脉书香绵延，代有人才涌现。自唐末历五代，又经北宋至南宋，四百年间吴越钱氏始终保持“位极人臣”，封郡王、国公者二十余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者，将近百人。宋朝皇帝称 “忠孝盛大唯钱氏一族”。就连清乾隆帝也感佩其家族教子有道，在南巡时御赐“清芬世守”匾额。到了近代更是人才“井喷”。文坛硕儒、科技巨擘云集，海内外“院士”子弟数以百计，因而吴越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钱氏家规简介
钱氏家规由“武肃王八训”、“武肃王遗训”和《钱氏家训》三部分组成。“武肃王八训”是武肃王钱镠于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正月亲自订立。家训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体现了“金书铁券”的免死牌下的严格家教。钱镠辞世前又作十条“遗训”晓谕子孙。而《钱氏家训》，传为忠懿王钱弘俶总结钱镠“起居录”所作，经后人不断完善，成为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治家宝典。《家训》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篇章，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是钱氏家族的珍贵历史遗产，也是钱氏家族人才辈出的传家宝。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是否知道这句家喻户晓的民谚的由来？
“赵钱孙李”——这部编定于宋朝的《百家姓》，为何将“钱”姓列为仅次于“皇姓”的第二姓，地位如此显赫？
繁衍于江南一带的钱氏家族，自唐末以来开枝散叶，人才辈出，仅载入史册的名家就逾千人。进入近代以后，更出现人才井喷的现象，科学家中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外交家钱其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字彪炳史册，如雷贯耳，都属于这个江南望族。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解开这些谜团，你就不能不了解吴越钱王，和由他创立的《钱氏家训》。
公元十世纪初年，唐末乱世，中原大地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而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一角却风景这边独好，一派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升平气象。
这得益于钱镠建立的吴越国。
钱镠出身临安、起于草莽，深知“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立国以后没有像其他割据者那样热衷于扩张领土，而是坚守“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一心一意发展经济。
他以前无古人的热情和气魄兴修水利，劝民农桑，开拓贸易，使境内出现了五谷丰登、百业鼎盛的喜人景象。江南一带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方。
北宋时的杭州知府苏轼由衷赞叹道：“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美丽富饶的“苏杭天堂”由此奠定基础，声誉鹊起。
更为难得的是，钱镠领悟到“创业容易守成难”的真谛，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兢兢业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特意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家规家训。
公元897年，钱镠平定董昌、统一两浙，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特意赐给他金书铁券，上有“恕卿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等语。这在封建时代可谓是家族最高的殊荣，但钱镠对此非常清醒，他召集家人于堂前，告诫大家不得恃宠而骄，违法乱纪。并同时颁布了八条家规，要求大家必须铭记于心，严格执行。
这份《钱氏家训》最原初的版本被工工整整书写装裱，高悬于家庙的列祖列宗像前，成了钱氏族人必须遵循的法则。
这种苦心孤诣的家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有许多的割据政权，他们在继承问题上兄弟相争、父子相残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吴越国历经三世五王，基本都实现了平稳过渡，境内百姓因此得以安享太平，吴越国也成为五代十国中政局最为稳定、享国时间最长的政权。
公元932年，钱镠以81岁的高龄安然辞世。他留下十条“遗训”，对其精心创立的“家训”作了最后的强调和补充。
也许是由于切身体会到爷爷“家训”的重要性，钱镠的孙子忠懿王钱弘俶对其进行了认真整理和补充，重新编定了《钱氏家训》。它以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念为框架，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部分，体系上更加完备和详实，此后便成为钱氏家族世代相传的无价宝典和精神遗产。
作为一种民间自我教化的工具，“家训”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比较著名的有《颜氏家训》和司马光的《家仪》。《钱氏家训》由吴越钱王所创立，是一种源于“王族”的家训，比之一般的民间家训便有了独特的色彩。
譬如，在“修身齐家”之外，它更强调了“平天下”的内容。钱氏此后人才辈出，大家众多，是否与此有一定关系呢？
“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通览《钱氏家训》，要求持躬严谨，洁身自好，严禁骄奢淫逸，是其中相当醒目的内容。这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
像许多“成功人士”一样，钱镠在霸业成就之初，也曾经志得意满，贪图享乐，结果招致了巨大的灾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钱镠幡然悔悟，恢复了早年艰苦朴素、勤政为民的作风，以身作则，励精图治，才使吴越国重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长金：
钱镠王当时睡觉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枕头，叫做警枕，把这个枕头里面掏空，然后里面装一个小铃铛，晚上睡在那边，只要几十公里以外有部队或者敌军来进犯，他就马上知道，马上就起床披挂上阵去迎敌，同时他又在床前放了一个粉盘，就是一个盘子里面加了一层白粉，半夜里他想到什么事情，随手就把它记下来，第二天及时处理。
“成由节俭败由奢”的道理千古不变，钱镠把他写进“家训”中，以自己的教训来告诫子孙们。钱氏一族也果然吸取教训，家教素以严谨著称。
钱学森父亲钱均夫就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钱氏后人中很少贪渎之辈，无疑得益于这一家风。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钱镠出身贫寒，自小读书不多。但称霸以后却喜读诗书，通过拜师和自学努力，不但熟读了经史，还在书画上有相当的造诣。他自觉因此获益良多，便要求子孙们也这么做。尊师重教、读书明理，成为钱氏家族的重要家风。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邹身城：
要尊敬老师，要重视学习，这是他们家训中定的，祠堂里有规定，有经费，专门提供给他们穷苦孩子（读书），子孙再穷也必须读书，你富了也要读，你当官也要读，你种田也要读书，你做生意也要读书，他说读书是我们的根本，你做什么行业可以变，读书不能变。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长金：
钱伟长他父亲去世比较早，所以他的家境比较困难，当时也有很多的乡亲劝钱伟长的母亲，叫钱伟长早点去做手工，赚点钱来补贴家用，但是钱伟长的母亲非常坚决，她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更为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大多有“学而优则仕”的目的。钱氏因为本身王族，学习的目的性反而纯粹，把功名利禄看得较淡。
正如钱氏研究者李最欣所说：“钱家人的家风都很正，学习的目的性非常的纯洁，他们对读书的热爱，完全是对知识的追求和热爱。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一些举动，但在钱氏后人中这非常普遍。钱家为了百姓，连王位都放弃了，后世对权力和金钱的淡漠都不难理解。”
正因如此，钱氏后人中多勤奋治学的学者和大科学家，在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成就巨大，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部重视“平天下”的“王族”家训，“化家为国”的家国情怀始终贯穿其中，也是《钱氏家训》区别于一般家训的最大特色。
所谓“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利在一时故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这些总是谆谆教导子孙不要做蝇营狗苟的“小我”，而要做利国利民的“大我”。所以钱氏后人多忠良，许多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临安钱镠研究会副秘书长陶福贤：
读书的目的就是化小家为大家，最终他们认识到要报效祖国，空喊不行，一定要有真才实学，他们几个科学家，特别象钱伟长，在几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他都选择了为了祖国，他当时是学文科的，但是他刚考完以后，九一八事件就爆发了，这时候他就找到他们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他说一定要改学物理，他说现在国家需要飞机大炮，需要理科学生，我一定要跟上去，一年之内我的成绩达不到要求，就把我送回文科去。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邹身城：
这都是跟钱氏家训有关的，国家最需要什么他就学好什么，而且一定要学好，一定要报国，为祖国干出突出的成绩来，这个思想在钱家是非常重视的。
回顾“科技三钱”的人生，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他们的景仰，固然是由于其科技成就，但更多的还是对其报效国家的无私情怀。而这正是《钱氏家训》和家族教育的核心价值。
一部流传千年的《钱氏家训》，影响了一代代钱氏后人，也塑造了一批批钱氏杰出人才。
其实，一部好的家训，不只是其家族本身的精神食粮，同样也是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财富。
今天，在钱镠的故乡临安，《钱氏家训》已经走进文化礼堂和中小学，与当地进行的“好家风”活动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这部融入了千余年家族教育心得、经受住时代变迁考验的《钱氏家训》，正在新的时代里扮演着新的角色，从而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